講座日期：2024年5月10日
講座名稱：「轉型正義」從社會補課到社會溝通
文／劉昱辰  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在社會補課中開始的社會溝通
　　羅東社大這學期最後一場公民素養週以「轉型正義」為題，邀請宜蘭社大創校校長張捷隆以及北藝大助理教授、前促轉會研究員林瓊華來與談，兩個人分別分享自身實際經驗與歷史研究，為現場百餘位社大師生、民眾進行一次「社會補課」，促進大家在有更完備的認知基礎上，開展建構性的溝通對話。
　　張捷隆校長調閱自己過去遭監控的檔案，整理相關內容撰寫〈「爪耙仔」幫我寫的日記——我被監控的那些年〉一文，去年底由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收錄於《台灣史料研究　第62期》，並展開多場次的發表分享。他從民國61年起、大學畢業的那一年被司法部調查局列案，但檔案中呈現的內容證明當局從他高二起就嚴密監控紀錄。
　　學生、同事、長官、朋友都可能是爪耙仔，在課堂上的講課內容、批改學生週記的評語、高中時所寫的作文、在餐廳與人談話，甚至是在自己家裡聊天的內容，都被記錄在檔案中。有些紀錄者為了計分與獎金，還可能捏造事實或妄下註解、歸因；校長就自嘲，大家都以為他很純潔，但其實是「言行暴戾、思想偏激、重視名利」的人，請大家以後遇到就叫他「張嫌」（檔案中用語）。
　　林瓊華老師藉助他擔任促轉會研究員，以及後續在北藝大、永和社大持續開課的經驗，認為要能夠建立社會溝通、達到轉型正義的目標，很重要的基礎工作事先進行「社會補課」；唯有當人們共享一樣的客觀資訊，大家才能針對實際條件進行討論，而不會流於空泛的立場衝撞。
　　他以二二八事件的背景脈絡為例，為現場參與的夥伴補了一堂課。延續張校長受調查局監控的經驗，林瓊華老師向大家介紹中華民國與國民黨的情治系統，及其在二次大戰末期開始於台灣進行的社會監控。從現在公開的檔案可以看到，二二八事件中蔣介石決定派兵清鄉，決策背後反映的是不同系統情治單位間的競爭，情治系統中計分與獎勵制度帶來的亂象，以及層層上報機制中逐漸誇大事態、失真的報告。
　　在林瓊華老師介紹的案例與張捷隆校長本人親身經驗中，似乎可以看見這種社會監控背後有些結構與特質橫跨了數十年仍然相似；在1947年造成嚴重的社會悲劇，並在往後的數十年成為「遷佔者國家」社會控制的基礎，慶幸的是張校長在這等逆境中奮力生存到了今天。如此制度結構所造成的加害體系，其效應仍影響著現下時空處境，而這正是轉型正義所要處理的境況。
　　台下的社大老師提問，如果戒嚴時期的國民黨政府造成不正義需要處理，是不是也應該處理日治時代對台灣人民的迫害？林瓊華老師回應，這就是「轉型正義」與「歷史正義」的區別，前者面對的是繼續被現在國家體制延續下來的加害體系，而人們生活的某部分依然持續被這種不正義或鉅或微地影響著。轉型正義之所以急迫，是因為它所面對的不正義仍未完全被解除，而我們可以在現在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中找到究責的對象。無論是荷治時期統治者對於原住民的血稅，或是清帝國對於台灣人民的壓榨，以及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的壓迫，這些不正義的對象於現在台灣政治制度與社會中不再具有影響力，因此面對這些不正義，台灣人民與社會要做的不是政治究責與救濟，而是歷史的再詮釋與記憶。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羅東社區大學的公民素養週，看到社大以淺顯卻深刻的方法處理扎實而困難的議題，其中包含邀請適任的講者與主持人、設計合適的討論機制及環境；這背後牽涉大量的準備工作，需要社大團隊對於該議題有深厚的理解。我覺得現場兩個環節的對照讓我有特別的感受：其一是講座正式開始前，社大安排了一位公民新聞社學員學習成果的發表與表揚；其二為兩位與談人分享過後，擔任主持人的社大課程發展委員陳秀敏向在場會眾講明議事規則。前者展現社大學習的活力與韌性，後者凸顯社大對於議題與討論的嚴謹，一張一弛創造出羅東社大公民素養週獨特的節奏與韻味。